明清时期,西北地区牧业发展情况是怎么样的?

浏览:3075   发布时间: 09月04日

前言

藏传佛教格鲁派在西蒙古地区传播以后,由于适应了封建领主的需要,蒙古各部的寺院经济迅速澎涨,不少高级僧侣迅速成为巨富,寺庙不仅占有大量土地、牲畜,还占有大量属民或贫穷的下层喇嘛,法典甚至强行规定,10人中一定要有一人事佛,如要赎回事佛者,王公须出牲畜5头,平民为3头;此外还有众多的条款规定了对喇嘛社会经济地位的保护,从而使高级僧侣从中获得巨大的利益。

就社会经济发展的趋势看,到明后期,西蒙古牧业的发展应相当迅速。明末清初,西蒙古贵族从事宗教活动和赠送喇嘛的牲畜数量已达到惊人的程度,应说明其畜牧业的发达及畜产品的丰富:“1643年(崇祯十六年),咱雅班第达得到杜尔伯特昆都仑乌巴什的赠品为五千头牲口。

到1645年(清顺治元年),他和其它喇嘛都得到了王公们的厚礼:咱雅本人独得一万匹马,其他高等喇嘛各得一千匹和五百匹,普通喇嘛各得一百匹、六十匹和十匹。”“1647年,额尔德尼洪台吉赠给咱雅六千只绵羊。1649年有个领主献给他一百头牡牛,一千只绵羊和四十匹马。”1649年鄂尔齐图车臣汗去西藏“熬茶”,仅马匹就准备了一万匹之多。

《卫拉特法典》中关于违法罚服及婚姻聘礼的规定,从若干侧面也具体反映了当时西蒙古地区上层乃至一般牧民牲畜的占有情况。如《法典》规定:高等王公与塔布囊之间的嫁娶,聘礼:贵重(品)30,马150匹,羊20头;中等阶级的聘礼,驼3只,牛15头,羊20头;下等阶级的聘礼:驼2只,牛10头,羊15头、嫁奁为马及驼各1头,外套、无袖短衣、鞍子、笼头各1件。婚嫁聘礼的多少,无疑应以一定的能够承担聘礼数额的经济条件为基础。

参照帕提斯对伏尔加河流域土尔扈特的考察可知:一个中亚游牧者,有10头母牛和公牛、8匹牡马和公马就足以维持自己的生活。他说:“卡尔梅克人和亚洲所有的牧民的财产和活计就是他们的畜群。在他们中有不少人拥有数百头和数千头牲畜,也有的人有十头母牛和公牛,八匹牡马和公马,但也有没有那么多牲畜的贫苦牧民,他们难以糊口,要替富人放牧,到城里找各种手艺,甚至卖给高贵的卡尔梅克人为奴隶。”

由此来衡量能付得起2只驼、10头牛和20只羊为聘礼的一般下层牧民,其牲畜拥有量应足能够维持其基本的生活。至于其它中高层牧户或王公贵族,他们拥有的牲畜量显然不仅能满足其基本生活,且再能换取大量的侈奢品了。

另外,《法典》还严格规定了处罚各种犯罪的财产刑,如:“偷窃骆驼者,罚十五个九,骟马及种马者罚九九,母马罚八九,母牛、二岁小马及羊罚六九。”其它犯罪处罚规定,甚至有处以交罚上千头牲畜者。罚服牲畜数量如此巨大,亦应是畜牧业繁荣发展和畜产品数量巨大的一种反映。

17世纪末到18世纪前期,策旺阿拉布坦及其子噶尔丹策零时期,准噶尔部社会经济发展的长足进步,应是西北蒙古牧业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篇章。

牧场的扩大,是长期以来西蒙古牧业经济能够得以发展的基础,而牧场的扩天则往往需要诉诸战争。噶尔丹策零曾自述准噶尔部“原在阿尔泰山阴游牧,后因动兵,移于额尔齐斯西博里罗他拉,又因狭窄,直至哈萨克、布鲁特交界游牧”。实际上准噶尔部正是用武力夺取了珠(著)勒都斯一带的维吾尔肥饶耕地,并改其成为牧场;哈萨克所属及塔拉斯河流域牧场实际也是靠武力被准噶尔部据有。

这种牧地的不断扩大为西蒙古牧业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空间,人口和牲畜都不断得到了增加。策旺阿拉布且须有准噶尔之初,该部仅有12鄂拓克,5集赛,后发策旺阿拉布组领9集赛,至喝尔丹策零时,又设21昂吉,21昂吉内又有6游牧合吉,管理游牧。据记是时“控弦近百万,马驼牛羊遍满山谷”。虽可能有夸大的成份,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天山北路牧业经济的繁荣。

应当指出的是西北蒙古牧业社会经济生活并不排斥农业经济的补充。我们在关于北疆水利的研究已经指出过,远在巴图尔浑台吉时准噶尔部已开始注意使用维吾尔人在伊犁地区耕种。策旺阿拉布坦所属之杜尔伯特人本来就“俗兼耕牧”,但在策旺阿拉布坦之前,准噶尔农业经济毕竟十分微弱。

一位于1723年滞留于伊犁地区的俄国大尉翁科夫斯基曾记述说:“约三十年前,卡尔梅克人(准噶尔人)完全没有农业,现在不仅布哈拉人(维吾尔人)俘虏,而且好多卡尔梅克人也从事耕种了。他们栽培小麦、大麦、黍、糜子、南瓜、西瓜、葡萄、杏和苹果等。”准噶尔部为便于对回部的统治,将回部贵族人质拘于伊犁,随人质北徙的尚多有其部属“塔兰奇”,即“种地人”,正是他们对北疆牧业地区的农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除维吾尔人外,部分准噶尔人在当局的提倡下当时也积极从事农业生产,到雍乾之际,我们从清人的记载中不仅可以看到伊犁地区已是田园遍布,“习耕佃者,延袤相望”,甚至额尔齐斯河谷地带、乌鲁木齐等地也有二麦、高粱、青稞等种植,“百谷因蔬之属,几于无物不有”。

明至清中前期由于蒙古诸部实际上控制着西北广大的地区,所以对控制地区属民的征贡剥夺,在其社会经济生活中,也应是一个重要的补充成份。明代蒙古贵族势力占领青海。役属藏民,征收“皮币”、“添巴”。准噶尔占领南疆,对维吾尔人大肆剥夺都属此类。噶尔丹等通过控制“人质”的办法,迫使他扶植的维吾尔贵族“为准噶尔办理回务”,为其征收贡赋和征发劳役。

时“回地各城,皆准噶尔之“阿拉巴图”(即奴仆之意)。岁纳赋税”。《西域图志》称准噶尔,“以回为羊。役以耕耘,利其善贾,三倍市欣”。“四大回城,输租献赋,腾格是供”。回部向准噶尔交纳的贡赋每年数额甚大,以叶尔羌一地为例,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兆惠说:“其叶尔羌贡赋,从前噶尔丹策零时,每年交纳十万“腾格”,内计:

白米,二百六十一“帕特玛”有奇;米,五千八百三十九“帕特玛”,棉花,一千七百十五“察喇克”,红花,四百二十八“察喇克”共折钱二万七千二百八十“腾格”有奇。各项匠役,纳钱五万四千七百八十“腾格”有奇,城村酒肆、园林、碾磨、金银税,共计一万七千九百腾格”有奇。此外,有金税、贸易、缎布、牲只等税、喇嘛毡罽、果园葡萄,虽按则征收,而全完者少。”

但实际上,准噶尔从南疆掠夺之数额很可能要比上述统计大得多,椿园氏认为维吾尔农民每年收入的一半以上都被准噶尔剥夺,而且手段极其残忍:

“回地当准噶尔横行之时,闻于秋成之后,辄遣人向回城征收麟税,每回男一人,谓之一户。每户于“八栅尔”一次,交有一匹,或羊皮数张,或猞猁狲皮一张。通年计之,逐次索取。所神米、谷、菽、麦,眼同收刈。先与平分,而后用十分取一之法,重征粮税。

差来之头目人等,日奉以酒、肉、妇女。去,仍多索赆遗。少不如意,辄纵其从人,恣行抢掠。故至今乡曲小回犹有埋藏米谷财物于地下者。”

除普通维吾尔农民的贡赋之外,维吾尔族上层亦不能免于被勒索。据《和卓传》记载,策妄阿拉布坦之女结婚,丹尼尔和卓等奉命“送礼”,他们必须交纳印度宝石、珍珠、金刚钻和金项链等贵重物品,“否则,生命难保”。

清代西北蒙古牧业社会经济的发展同明代一样,也迫切需要交换,据有青海和西套的和硕特蒙古在康熙朝以前同中原的贡市关系一直非常活跃。清初青海蒙古贡道多经扁都口、阿拉善、包头、张家口一线入京,亦有经兰州、西安前往北京者;所谓贡物多属驼、马,每年回赐及贸易数额均甚可观。

其后准噶尔部无论战时还是平时也都均与中原保持着密切的贸易关系,这些对促进西北蒙古牧业社会经济的发展都起了积极的作用。当然,无论牧业、农业或商业所得,其绝大部分都只能为少数封建贵族及喇嘛所享有,“达官贵人,夏日食酪、酸乳、麦饭,冬日食牛、羊肉、谷饭,贫人但饮乳茶”。与富人们绫罗珍宝成为鲜明对照的是贫苦牧民的破羊皮。这种情况直至晚近亦未能改变。

结语

雍正初,青海方面经历了罗卜藏丹津之役,清政府实行蒙藏分离,青海蒙古被编为29旗;乾隆二十年以后清政府统一天山南北,准噶尔部永远失去其统治地位,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整个西北蒙古地区的牧业社会经济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加上喇嘛教的作用和北疆屯垦的发展,西北蒙古牧业开始出现萎缩的趋势:青海方面由原来的“蒙强番弱”一变而成为“蒙弱番强”,北疆牧业的主导地位亦逐渐为农业所取代。清中后期蒙古牧业实际上仍不失为我国西北地区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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